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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圣诞不是爱国，尊重历史才是

作者：溪水旁

来源：墒道（shangdao2019）

圣诞节之前，微信群朋友圈又袭来一股“抵制”风，就是打着各种幌子抵制圣诞节。

一种说辞是“圣诞节”是洋鬼子的节日，他们的祖先“八国联军”曾经百般凌辱糟蹋了中华民族，怎么能还能过这个洋节呢?照此逻辑，接下来就该抵制元旦了，公历元旦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外国人都过，咱怎么能过呢？

还有五一、六一、护士节、感恩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都是“八国联军”过的节日，统统都该抵制，都不要过了。公历可以废了，双休可以取消了，医院的牌子可以撤了，过完2017年，明年就是1817年了，闭关锁国才是真爱国啊！

还有慌编造谣的，说“平安夜的由来——1898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到辽宁省丹东市！这天晚上是外国人所谓的狂欢夜！”造谣前，麻烦查好资料再来煽动民心，八国联军1900年才来的，而且根本没有到过丹东！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可以随意评说。”

非也，历史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历史本身”和“对历史的解释”。说这话的人有些片面，因为他仅仅只看到“对历史的解释”，而没有看到“历史本身”其实是客观，不容任何人去随意歪曲。

比如，我们也曾听说：西方传教士都是带着“精神”，来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毒害”的。今天，我们用的独立思考，透过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本身”，来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

Douw . D. M.

破除巫医对妇女、儿童的伤害

1863年，一个叫Douw . D. M.的美国传教士来到北京，看见一个产妇难产，一个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刚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因此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

目睹了这种“巫术般”的老式接产方法，以及它给妇女、婴儿带来的严重灾难。Douw . D. M.回到家里大哭一场！

她立刻返回美国，向教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1949年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

1885年，美国基督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

1901年，美国基督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因为，Douw . D. M.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它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教会医院。

柏格理（Samuel Pollard）

对麻风病人：不抛弃，不放弃

麻风病人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被厌弃的群体。

但是，191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宣教士，他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

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

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胡美（Edward Hicks Hume）

为穷苦百姓治病的耶鲁高材生

1906年，一个叫胡美（Edward Hicks Hume）的耶鲁高材生，穿着白大褂傻乎乎的来到湖南长沙，开启了一个叫雅礼的医院。当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他是在为自己送终。

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看病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因为，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

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院”的前身，他们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中国，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

他们是来救人的

哎，不对啊！

我们记得书上好像写着：资本主义都是“无利不起早”。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派过来的传教士都是带着“精神”，来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思想毒害”的……

真是这样吗？

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历史，看看在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时，西方传教士是怎么帮助苦难深重的中国百姓。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魏特琳（Minnie Vautri），美国传教士，26岁来在中国。

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

1919年，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她鼓励学生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发扬光大了金陵女大校训。

在日军攻打南京前夕，她曾4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毅然决然的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野蛮地大肆烧杀奸掠。魏特琳联合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几位欧美人士，挺身而出组成"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在城里划分出一个3.86平方公里辖地，以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女大"等地为中心的安全区，并要求中日双方承认"安全区"的中立性质。

1937年12月8日开始收容第一批难民，16日就有4000人逃进校园。魏特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帮助女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

后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单纯的难民救济机构。

她为了在中拯救和保护难民，数度遭日军威胁，殴打。据不完全统计，中约有300,000万+人被日军。但是，以魏特琳为代表的二十几位欧美传教士们，在危急时刻没有抛开中国，他们在中，大约挽救了50,000-250,000万中国平民的性命。

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林巧稚

最后，再说一个深受西方医学传教士影响的中国人，看看信了基督教的人，到底是不是吸了人家的“精神”，被“文化侵略”、“思想毒害”了。

如果非要评选：谁是20世纪中国最受人尊重的医学界人士。林巧稚绝对是唯一，不是之一。

初心即显爱心

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921年夏，20岁的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届只招25名学生。

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

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她的其它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只看病，不看人

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院士。

但是，她并不只看专家号。她只要在门诊，总是要看完当天挂号的所有病人才算下班。如果她看到挂普通门诊的哪个人表情痛苦，就会丢下手里的所有事情，直奔这个病人而去。本来，这样的病人除非下级医生请示，林巧稚完全可以不必过问。

有时候，护士会提醒她，待诊室里有早已约定等候的特殊病人（这些特殊病人，往往是某位要员的太太，某外国使领馆的夫人）；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有一天，林巧稚的诊室进来了两位候诊的妇人。她们都穿着朴素的灰布列宁服，挂的却是专家号。

“以后别挂这种号了，这要多花许多钱。我也看普通门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多等一会儿。”林巧稚对她们说。（专家号要比普通号贵10倍）

中年女人很客气地点头应道：“好的。”这时，林巧稚开始问诊。

送走了病人，有人问林巧稚：“您知道刚才找您看病的是谁吗？” 林巧稚不在意地摇了摇头。每天看过的病人太多，她从不关心来历，更记不住她们的姓名。

“她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别人告诉她。

“是吗？总理夫人？”林巧稚赶紧去看病历——邓颖超。

朱德夫人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写道：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没有孩子，却是“万婴之母”

当年协和医院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与职业女性两种角色。因此，当年协和医院给林巧稚的聘书这样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林巧稚接下了这张光荣的聘书。她一生没有结婚，却亲自接生了50,000多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

她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铁幕与高墙下，因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被欺骗和利用。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铁一般的“历史本身”，是歪曲不了的。

中国几乎所有知名医院，其前身均为教办医院，现列举一部分如下：

1、1835年广州眼科医局后改为广州博济医院

（现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是中国第一间西医医院）

2、1844年上海仁济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3、1866年上海同仁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4、1877年苏州公济医院

（现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5、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

（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医院，

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1883年济南共和医学校

（现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又称齐鲁大学医科）

7、1885年北京道济医院

（现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8、1890年，济南华美医院与医校

（现山东大学附属医院）

9、1898年，广州花地医院

（中国第一所西式疗法医院，

现为广州市脑科医院）

10、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11、1905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2、1906年，协和医学堂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前身，

由5个教会合作开办，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

解放军301医院前身）

13、1907年传教士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中心

（上海华山医院）

14、1907年上海圣马利亚医院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900年普仁医院

（现为北京市普仁医院、无锡市普仁医院）

16、1913年泸州福音医院

（现川南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17、1914年湘雅医学校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8、1919年山西川至医学校

（现为山西医科大学）

19、1926年宏恩医院

（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928年汉口协和医学堂

（现为武汉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汉口协和医院）

被羞辱的与被伤害的

在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中国是极度贫穷与落后的。当年来华的那些医学传教士们，并不欠咱们什么。但他们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到偏远、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才华……无怨无悔的献给了中国。很多宣教士离开他们的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祖国，长眠异国他乡。

其实，那个时期国外的宣教机构他们本身也没那么富裕，但是他们一镑一镑、一美元一美元的从他们拮据的生活费里省出钱，来给我们建医院、治病，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们拯救了、帮助了很多中国人。

他们当年是为了信仰，他们并不想在咱们这里升官发财，青史留名。他们不需要我们回报他们什么，也从来没要求过我们回报他们什么。

但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的对救命恩人忘恩负义。更不能心安理得看着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处心积虑的、持续不断的抹黑他们，把咱们的救命恩人变成“被羞辱的与被伤害的”。

人需要有信仰，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需要真诚地、深情地向他们说声：“谢谢！”更应该对差遣他们的上帝，也就是他们所服侍的主，献上我们应有的感恩和感激。

1834年6月4日，伯驾告别亲友，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轮船启程，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于10月26日到达广州。一个多月后，伯驾转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从事医疗宣教十个月后，再次于1835年9月来到广州。同年11月1日，伯驾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广州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帮助——出租新豆栏街丰泰行房产的一部分给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年租金500元。该医局当时称“新豆栏医局”，于11月4日开始接诊病患者。不久因扩大业务而更名为“仁济医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稣基督大爱，以济世为怀作宗旨”，伯驾自任院长。虽然此前曾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门办过医疗诊所，但规模都很小，并且没有延续下来。所以伯驾所创办的这所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的西医院。

新豆栏医局一开始就颇具规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诊室，兼备40余张病床，新式仪器一应俱全。伯驾的专长本是眼科，因此当初只打算为眼疾患者免费服务，赠医施药。其时因清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百姓对西医心存疑惑，不敢前来就医，所以医局开业的第一天，虽然标明免费治疗，整天竟无人问津。次日一位饱受眼病折磨多年，却又无钱求医的妇女，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战兢前来就诊，从此揭开了西医在中国治病的序幕。此后由于伯驾高明的医术，和蔼可亲的服务，很快就赢得广州百姓的信任。随着伯驾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医局的名声愈加增大，前来求诊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据纪录，医局开诊后仅17天，前来求诊的人数就达到240位，内中还包括好几位衙门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给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接受治疗。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各医院普遍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于伯驾在新豆栏医局的这套设计。新豆栏医局开设之后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2152人次，到医院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医院日常诊疗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驾亲自诊治，诊治病人数最高曾达一天200多人次。对就诊病人，伯驾均严格实行病历登记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外，对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时间长短以及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详细纪录。在他的病历记录中，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面部长有巨型肿瘤，从头部太阳穴一直向下生长到右边面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闭掉。伯驾在征得家长同意后，经过周密的准备，为这女孩进行了切割手术。当时还没有剂，只是在手术前让患者服用了一些剂，然后将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脚捆绑在手术台上实施切割。最后伯驾成功地割下这颗一磅多重的肿瘤，这是伯驾来华后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术。此后每次实施割治手术前后，伯驾都特别请画家详细绘下病人的病状，保存下来，归入档桉，以供日后教学及研究参考。当时十三行有一位华人职业画家，名叫关乔昌，西人称他为琳呱（Lam Qua），有感于伯驾免费为华人治病，自愿免费为伯驾画下各种病状，成为生动的病历资料保留下来。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凡看过那些奇形怪状、丑陋挣狞的肿瘤病状的人，无不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首创多项纪录，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使用（1847年）、用氯彷方法（1848年）等。

伯驾每天清早起床，简单就餐后，就为前来求诊的人看病治疗，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劳累不说，生活作息全无规律。但当他看到一个个病人经他治愈后离去，就心里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务体现了耶稣基督的博爱，中国百姓无论贫富贵贱，在他眼中皆一视同仁，他以行动见证了基督的福音。伯驾一直视医疗为传扬福音的途径。每次为病人施行手术前，他都迫切地为病人祷告，帮助病人信靠神，将他们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然后才进行手术。当痊愈后再同病人一起祷告感谢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体康复，更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1840年战争爆发，仁济医院被迫停业。战争期间（1840-42年），伯驾周游美国、欧陆、英格兰及苏格兰等地，推动医疗宣教，招募医疗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经费，同时也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1841年3月，37岁的伯驾与美国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韦伯斯特（Harriet Webster）**结婚。1842年11月，伯驾带着他的新婚夫人返粤服务，此举使其夫人成为第一位居留广州的美国妇女。仁济医院复业时，已不限于眼科，改为一所综合性医院。伯驾在初设眼科医局时，主要是治疗眼病，后来应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诊治其他病症的科目，仁济医院故而成为一间内外全科的医院。

伯驾在华行医十几年中，先后诊治过病人约53,000余众，内中上至两广总督耆英，下到浑身长满疥疮的乞丐，他都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秉承耶稣基督的大爱，一律细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许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梁发传》，辅侨出版社，第88页）。后来梁发常到仁济医院来，向病人传福音，也为伯驾分担劳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来华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枢和伯驾，以及商界人士在广州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被推为，伯驾为副会长。不久郭雷枢回英国长住，伯驾就成为实际的负责人。该医药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时，在华宣教士中只有两位医疗宣教士；因着伯驾的推动，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陆续来华；五十年后，已经有61家医院、44家药房、100多位医生和26位女医生在华从事医疗宣教，许多华人也因着他们的爱心医疗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驾的医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还拯救了不少失丧的灵魂。由于仁济医院实行免费治疗，且疗效显着，不久便声名远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来求诊，医院门庭若市。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伯驾于1837年招收了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 ，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关韬，他是那位经常为伯驾绘制病历的画师关乔昌的侄子。关韬约于1838年跟随伯驾学医，由于天性聪颖，且好学不倦，数年后即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疾手术，以及拔牙、治疗脱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学兼优，深受伯驾之器重。每逢休，伯驾就委任关韬代为主持诊疗工作。他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深受中外人士赞誉，亦首开中国人师从西人学习西医之先河，毕业后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位西医医师。